2019年12月底，谷歌照例公布了去年的年度词汇——“英雄（Hero）”.这或许和过去一年上映的众多超级英雄电影不无关系，但在这个充满混乱与焦虑的时代，呼唤英雄也确实会成为人们的选择之一。因为历史毕竟只是过去事件的缩略记录，难免会给人一种“英雄史观”的错觉，所以越是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越会在自身无法应付的历史关口前，翘首期盼英雄的出现。就像拿破仑之于法国、希特勒之于德国，尽管二者为各自民族留下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遗产——前者留下了伟大的《法国民法典》、并将法国的自由与民主精神遍撒欧洲，而后者则留下了恐怖的战争与屠杀，并使德国化为一片废墟——但他们无一不是被自己的人民亲手推上的英雄宝座。

近年来，随着勒庞所著《乌合之众》在阅读界的流行，中文社会掀起了一场污名化“大众”的浪潮。人们似乎从勒庞那缺乏逻辑连续性和实证支撑的“论述”中，找到了“管制”大众舆论的合法性。本着“带着论点找论据”的精神，一系列大众舆论的“恶行”被公之于众。于是，“舆论吃人”的论点开始被“舆论”本身所接受，形成了一派“自废武功”的奇特景致。

与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民族自豪感相伴而生的，是所谓“中国特殊论”的兴起。它一边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为现行体制穿上“符合国情”的合法外衣，从而在基础理论上排斥结构性改革；一边夸大中国文化对于外国人的“不可理解性”，拒绝接受中国文化圈以外的人对自身的解剖和批评。无论如何，中国特殊论都构成了李侃如所言“排外主义”的支柱之一，为部分保守人士的“闭门造车”大开方便之门。

某种程度上，奥威尔是我的政治启蒙者。当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曾在一个慵懒的午后，送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作为考试成绩进步的奖励。这本书就是《动物农场》。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尽管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苏联历史，也不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内斗，但这则短小的寓言仍然使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自那以后，我开始阅读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系列哲学与伦理学著作，并对始于卢梭的近代左翼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