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民族自豪感相伴而生的，是所谓“中国特殊论”的兴起。它一边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为现行体制穿上“符合国情”的合法外衣，从而在基础理论上排斥结构性改革；一边夸大中国文化对于外国人的“不可理解性”，拒绝接受中国文化圈以外的人对自身的解剖和批评。无论如何，中国特殊论都构成了李侃如所言“排外主义”的支柱之一，为部分保守人士的“闭门造车”大开方便之门。

某种程度上，奥威尔是我的政治启蒙者。当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曾在一个慵懒的午后，送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作为考试成绩进步的奖励。这本书就是《动物农场》。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尽管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苏联历史，也不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内斗，但这则短小的寓言仍然使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自那以后，我开始阅读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系列哲学与伦理学著作，并对始于卢梭的近代左翼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