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出生在新时代的后浪们可能并不了解，就在不远的几十年前，我们国家还会以“左”和“右”来划分人群。而这里所说的“左右”是一个政治学指标，它被广泛地用于划分每个人的政治倾向。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的国民议会中既有皇室贵族、宗教人士，也有新兴资本家和城市手工业者。前者坐在议会大厅的右侧，支持君主制和天主教会；而后者则坐在大厅左侧，支持共和制，反对教会独裁。从此，在政治上，那些主张维护现行体制、反对激进改革或革命的人被称为“右派”；而主张打破现行体制，支持激进改革甚至革命的人就被称为“左派”。

弗洛伊德事件的前因后果

2020年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非裔美国人在被逮捕的过程中被一名当地的白人警察过失杀害。这一事件成为一场全国性暴乱的导火索，美国各州相继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从最初的和平游行发展成了暴力的打砸抢烧，各地都出现了商店被暴徒打砸并洗劫一空的恶性事件。

2020年3月7日，《长江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在全市开展感恩教育，形成强大正能量”的文章，披露了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座谈会上关于对广大市民及党员干部开展以“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为主题的感恩教育的指示。该文一经刊出，立即引来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责武汉政府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将宝贵精力投入到如此“细枝末节”的工作中。在人民的一致声讨中，相关媒体悄然将该文章撤回。

2019年12月底，谷歌照例公布了去年的年度词汇——“英雄（Hero）”.这或许和过去一年上映的众多超级英雄电影不无关系，但在这个充满混乱与焦虑的时代，呼唤英雄也确实会成为人们的选择之一。因为历史毕竟只是过去事件的缩略记录，难免会给人一种“英雄史观”的错觉，所以越是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越会在自身无法应付的历史关口前，翘首期盼英雄的出现。就像拿破仑之于法国、希特勒之于德国，尽管二者为各自民族留下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遗产——前者留下了伟大的《法国民法典》、并将法国的自由与民主精神遍撒欧洲，而后者则留下了恐怖的战争与屠杀，并使德国化为一片废墟——但他们无一不是被自己的人民亲手推上的英雄宝座。

近年来，随着勒庞所著《乌合之众》在阅读界的流行，中文社会掀起了一场污名化“大众”的浪潮。人们似乎从勒庞那缺乏逻辑连续性和实证支撑的“论述”中，找到了“管制”大众舆论的合法性。本着“带着论点找论据”的精神，一系列大众舆论的“恶行”被公之于众。于是，“舆论吃人”的论点开始被“舆论”本身所接受，形成了一派“自废武功”的奇特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