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7日，《长江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在全市开展感恩教育，形成强大正能量”的文章，披露了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座谈会上关于对广大市民及党员干部开展以“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为主题的感恩教育的指示。该文一经刊出，立即引来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责武汉政府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将宝贵精力投入到如此“细枝末节”的工作中。在人民的一致声讨中，相关媒体悄然将该文章撤回。

但文章的撤回并不意味着“感恩教育”的结束，抑或说，此次“感恩教育”的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所有“感恩教育”的绝迹。相反，在中国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感恩权力”或“感恩国家”的文化一直都是最大的“正能量”。只要这种文化及其所生长的土壤依然存在，数不尽的“感恩教育”就不会真正消失。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误将上述“感恩文化”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所谓“儒家思想”，并就此展开对中国传统的全面批评。然而在我看来，这些人似乎在革命的最开始便找错了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首先，他们所批评的”儒家思想“究竟指的是哪种思想就很成问题。战国时期的孟子，这位在我们现代人眼中几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的”亚圣“，在许多问题上就已经与后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何况儒学上下绵延2000多年，其流变程度堪比忒修斯之船，要将“儒家思想”统而论之，并扣上“封建礼教”的帽子加以攻击，实属“找错了敌人”。那些攻击儒学的人，似乎只能看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看不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内容之丰富、流派之众多，尽被这些”进步“的攻击者们”统一”成了落后腐朽的模样。

其次，儒学之所以会在近现代以“落后腐朽”的模样示人，自身内容的丰富性与攻击者的蓄意“归纳”固然各有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封建帝制的霸道本性。中国的封建帝制是一个高度注重实用性的体系，对中国的封建帝王来说，凡是有利于维系统治的，皆可拿来一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各派学说无论最初有多么迥然不同的主张，最终都会在权力的倾轧下变得高度同质化。换句话说，即使汉武帝时在思想领域取得胜利的不是董仲舒的儒学，而是黄老、阴阳或其他流派的学说，后来的历史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事实上，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孟的儒学已经想去甚远，前者为了迎合权力的需要，已经褪去了太多“不合时宜”的棱角。

那么，我们真正应该攻击的“敌人”到底是谁？或者换一个问法，中国源远流长的“感恩文化”究竟源自哪里？这正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如前所述，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封建帝制一直在玩“外儒内法”的把戏，即表面上遵从儒学道德以增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实质上却无时无刻不践行着法家的残酷驭民术，那么培育出“感恩文化”的罪魁祸首就应该是“内法”而非“外儒”。至此，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显了——我们在反对“感恩文化”的时候，真正反对的应该是封建帝制及其“法家”心法，而不是被其披在身上充当外衣的无辜的“儒家思想”。

“感恩教育”及其背后的“感恩文化”都是历久弥新的封建帝制的一部分，它们不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自然地归于消灭。如果我们始终找不到真正要反对的东西，“感恩教育”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赫然写在《宪法》第一条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有“感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