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民族自豪感相伴而生的，是所谓“中国特殊论”的兴起。它一边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为现行体制穿上“符合国情”的合法外衣，从而在基础理论上排斥结构性改革；一边夸大中国文化对于外国人的“不可理解性”，拒绝接受中国文化圈以外的人对自身的解剖和批评。无论如何，中国特殊论都构成了李侃如所言“排外主义”的支柱之一，为部分保守人士的“闭门造车”大开方便之门。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必然既拥有所有国家或民族都拥有的全人类的共性，又拥有其他国家或民族所不具备的特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一个出身于文化风土与社会结构皆不同于中国的美国的学者，其对中国的观察与解释，势必既存在跳脱出中国固有观念的“旁观者”所特有的洞见，又存在因语言或文化的隔阂而不可避免的误读。因此，身为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白宫担任重要公职的李侃如所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就并非可以一笑了之的“外国人著作”。
《治理中国》的中文版出版于2010年，彼时正值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福利持续提升、政治相对开明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喜人成果令无数国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大多数人未曾料到，仅仅9年之后，中国体制积蓄多年的流弊就开始显出其恶果。如今，面对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再次陷入一如90年代初期时的迷茫。而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汲取“局外人”的养分。我们不妨翻开这本20多年前问世的著作，看看那时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
本书共11章，第一部分大致梳理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总体特征以及中华民国的历史；第二部分介绍了1949年以来的共和国历史并对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后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及决策过程；第四部分则分别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模式在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①]。
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对中国政治及文化的理解，从“洞见”和“误读”两个角度出发，来分析本书值得重视或商榷的观点。“文以载道”向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因此本文的分析也难免融入笔者自身的价值判断。
“外儒”与“内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次分野
同大多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一样，李侃如将近代以来兴起的反传统思潮与“反儒家”等而视之，认为帝制中国遗留下来的等级秩序与厚黑权术均是“儒家”的主张。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帝制中国实际上一直奉行黄老与法家之术，只是为了维护自西周时开始延续的“以德配天”的法统，统治者不得不给残酷的统治术披上温婉的儒学外衣。尽管作为维护法统的代价，学习并信奉儒学的文官确实会对帝王产生些许道义上的约束，但帝制中国自始至终充满政治权术、军事阴谋、官僚堕落和社会动荡的本质并未被改变[②]。
这便是所谓“外儒内法”的帝制传统，其核心实为 “内法”，而仅仅作为外衣的“儒”可以被替换成任何其他思想。无论统治者如何努力包装，帝制的残酷本质不会因为外衣的改变而改变。李侃如一面意识到“虽然在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做法上则大量采用法家的主张”，一面又将“学生听从师长，子女遵从父母，下级服从上级，所有人都要尊崇皇帝”的帝制模式归功于“儒家”的影响。他错误地将中国的“封建礼教”归功于“儒学的影响”，而忽略了帝制中国“外儒内法”的本质。
西方近代的代议制民主发端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③]，在这套等级森严的制度中，社会关切是由近及远的，因此产生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政治原则。这种依据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分配权利义务的体制，与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不谋而合。代议制民主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熟人社区和本土意识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恰是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同样产生于西周封建制度环境下的儒家学说的自然延伸。如果说“内法”构成了帝制的核心原则，那么“外儒”则蕴含着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当闭关已久的帝制中国开始被动地与西方文明直接接触时，那些首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敏锐地意识到，西方人普遍奉行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多年以来潜心研习的儒家经典中所设想的社会制度高度相似。他们将西方社会描述为“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④]”的理想状态，并以“天下为公”来概括这种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清末民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那些日后被称为“守旧派”的知识分子从民主制度与儒家经典的共同点中受到启发，开始对残酷的帝制进行反思。他们之所以被后世的活动家称为“守旧派”，正是因为他们只反“内法”而不反“外儒”，进而给人一种“封建礼教卫道士”的印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反外儒”的“进步思潮”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正是李泽厚先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转折。然而，压倒“启蒙”的可能并非“救亡”，而是经过现代性包装的“内法”。与倡导“有差等的爱”、重视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的儒学形成鲜明对照，法家所倡导的是“无差等的服从”，意图打破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关系网、以将原子化的个人紧密地团结到统治者周围[⑤]。“进步思潮”将德日式的高度集中的国族主义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捷径，进而从“学习英美”转向“通过德日学习英美”，以使中国不至于在斯宾塞式的“国族竞争”中落后太多。与其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内法压倒外儒”、“德日压倒英美”。
正如李侃如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二次革命之后的孙中山所建立的国民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而与国民党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则同样具有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方式，并“具有相似的社会和政治来源”。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以来“进步思潮”的实践者，只不过二者在实现现代化的途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精英”与“群众”：两种革命主体的尖锐交锋
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五四”以后的“进步思潮”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德日的新的现代化途径。李侃如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将在革命巨变中崩溃的‘科学’、‘进步’的西方理论”，让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了“迅速使中国进入这一学说所界定的文明先锋的行列”的可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这些知识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与德日主要通过中上层阶级推动改革或革命的方式不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被广泛动员起来的工人、农民与基层军人。李大钊将这场革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⑥]。德日式的“精英革命”的前提，是发生革命的国家存在一个成规模的新兴贵族群体。这些新贵族既拥有足以推动社会革命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源，又对旧有体制心存不满。而对于像帝制俄罗斯和帝制中国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尚不成熟、新兴贵族尚未形成革命力量的国家来说，德日式的精英化途径可能并不适用。
共产党的早期创始者们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清末的中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迅速失去了对新政权的控制权。尽管孙中山重返广州后确实建起了一支武装力量，但北伐革命的成功也与其“联俄联共”的群众化路线，以及北方中国军阀割据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阵营并不赞同共产党的群众革命方式，他们坚持走德日式的精英化路线。双方的矛盾在孙中山去世以后一触即发，后者在蒋介石发动的“清党”运动中几乎死伤殆尽。彼时正值1920年代后叶，德日等新兴列强正在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受这股思潮的影响，蒋介石开始倡导“新生活运动”，并与主张群众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分道扬镳。“新生活运动”虽然有着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外衣，但其本质却是利用政治高压培养国民服从的习惯，这仍是帝制中国“外儒内法”的翻版[⑦]。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未真正完成过。
李侃如将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归因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三个弊病”，即“任人唯亲、腐败和光说不干”。这实际上是小视了中国人对帝制的忍耐力以及共产党所奉行的“群众革命”路线的号召力。尽管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短暂的松弛，但其广泛发动底层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确实将占当时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体有效地纳入到了自己的革命活动中。至解放战争后期，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抗拒“共产党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正统”与“国情”：两种革命路线的分歧与动荡的三十年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内部就存在着有关革命路线的分歧：一边是以共产国际代表与党内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为首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张以产业工人为革命主体、以城市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最终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另一边则是以中国本土农民与传统知识分子为首的“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张以农民为革命主体、以农民战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最终建立一个由进步阶级共同领导的联合政府[⑧]。尽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双方在纠正陈独秀等“右倾投降主义”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党内有关革命路线的分歧一直存在。直到因“正统派”的错误指挥导致全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国情派”取得党内主要领导权后，该分歧才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正如李侃如所言，“国情派”的农民路线使得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党员绝大多数由农民构成”，这些人“本能地倾向于反对城市、反对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掌握大规模行政机构所特有的纸上作业，但却获得了在治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中身居高位的权力”。正是这种由革命者向执政者角色转换的不成功，最终导致了共和国前三十年激烈动荡的历史结果。
毛泽东身为“国情派”乃至整个共产党的领袖，也存在着上文所述“角色转换”的问题。李侃如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成功的革命者，其“必须保持高度的热情”，而这“很难与平稳的行政管理兼容”。革命者“倾向于把复杂的管理看作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公务员则“常常要对革命者决策冲动中的热情和缺乏技术专长泼凉水”。正是这种革命领袖与官僚体制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运用他的“斗争哲学[⑨]”与他自己亲手建立的官僚体制进行对抗。而正是这种“周期性地与自己的创造物的作战”，给1976年时接手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们留下了一个“因社会冲突而精疲力竭的国家”以及一个“互不信任与派系斗争已积重难返的政府体制”。
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动荡的三十年中，以邓小平和周恩来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在客观上对毛泽东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也正因如此，他们始终被毛视为“腐朽落后”的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不断在权力斗争中被打压。直到197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继去世后，邓小平才逐渐走上权力中心，开启了“拨乱反正”的改革进程。尽管在同一时期，党内再次出现了关于改革路线的争论，但邓小平凭借自己超常的政治手腕，平衡各方势力，带领迷茫的中国走上了一条“务实主义”的发展之路。
“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停滞
用李侃如的话来说，1980年代的改革，是一个“首先采取大胆的行动、然后努力去适应其结果并尽力继续前进”的过程。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以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与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它开始于思想领域，即“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以“把中国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⑩]；在经济领域达到顶峰，将中国经济从毛泽东晚期濒临崩溃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并最终结束于政治领域。
尽管多数人将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归功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但实际在政策层面推进改革的，是“改革的总工程师”胡耀邦以及接替其工作的赵紫阳。关于改革路线的激烈争论几乎伴随了一整个1980年代的改革进程，争论的一方便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他们“确信要建立更加人性化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就必须进行更多的根本性变革”；而另一方则是以老一辈革命家为首的“保守派”，他们“渴望恢复一连串‘左’倾激进主义之前的时光”。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宣告了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论的结束，“开明派”彻底失去了党内的话语权，改革也因此一度陷入停滞。好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使迷茫的党和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始于1990年代初期的新一轮体制改革将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绩效主义”的原则之上，即一切体制改革都必须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这一策略直到最近还效果显著，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平均每年接近10% 的速率增长。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停滞，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中国的长远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2012年，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呼吁：“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⑪]”这一说法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李侃如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经济、环保和社会等方面将要面临的挑战，其核心症结正是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系列根本矛盾。
《治理中国》成书于1990年代，距今已二十余年。尽管中国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李侃如的书中所述并未完全过时。正如前文所述，李侃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既有洞见又有误读。我们这代人要做的，正是审慎地剔除其误读的部分，吸收其洞见的部分。
2019年的中国，正面临着数十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处，我们必须带着开放的胸怀和谦卑的心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的土地与人民，已经遭受了数千年的绵延不绝的苦难。我们不能让苦难的历史重演，不能让“文革”的逆流再来。
[①] 李侃如.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②] 熊逸. 春秋大义: 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③] 此处的“封建制度”仅指“封邦建国”的社会体制，并非中国学界通常所说的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封建时期”，下同。
[④] 刘锡鸿. 英轺私记[M]. 岳麓书社, 1986.
[⑤] 秦晖.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下)[D]. 社会科学研究, 1999.
[⑥]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J]. 新青年, 1918, 5(5): 436-4.
[⑦] 刘文楠. 规训日常生活: 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2013 (5): 89-102.
[⑧]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M]. 青苹果数据中心, 2013.
[⑨] 李侃如在书中将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总结为：意识形态挂帅、人民意志论、反对知识分子、矛盾分析法和擅用群众运动。
[⑩] 此处主要指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⑪]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 温家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EB/OL] 人民网,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