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奥威尔是我的政治启蒙者。当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曾在一个慵懒的午后，送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作为考试成绩进步的奖励。这本书就是《动物农场》。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尽管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苏联历史，也不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内斗，但这则短小的寓言仍然使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自那以后，我开始阅读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系列哲学与伦理学著作，并对始于卢梭的近代左翼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奥维尔生平
与大多数出身上流社会的左翼活动者一样，奥威尔的“革命生涯”始于对印度殖民地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他毕业于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毅然抛弃了优渥的生活，加入了“国际纵队”。然而，当目睹了共和国政府与苏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实施的红色恐怖之后，奥威尔开始重新审视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西班牙内战最终以弗朗哥政权的胜利告终。回到英国后，奥威尔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1]。他的作品多以反思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为主旨，其代表作——《动物农场》和《1984》——更是成为冷战期间资本主义阵营的宣传读物。有些人就此认为，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后转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可我不这么认为。反思并不意味着反对。作为一个真实投身过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奥威尔比那些坐在温暖的书房里，凭着一腔热血与同情对革命进行臆想的“理论家”要更了解革命的本质。他对革命的反思与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讽刺，是基于他继承自启蒙时代的理性与良心而作出的审慎的决定，绝非一句简单的“立场转变“所能解释。
《动物农场》的故事
《动物农场》的情节很简单：农场中的一群饱受人类剥削的动物,在猪的带领下发起了革命。它们把人类农场主赶走后，按照老少校（马克思）当初的设想，建立起了一个动物平等的理想社会。然而，新政权建立之初的美好时光稍纵即逝。革命领袖拿破仑（斯大林）将自己的革命同志雪球（托洛茨基）驱逐出农场后，开始了自己的独裁之路。整本书在结尾处达到了其讽刺意味的高潮——原本与人类势同水火的革命领袖开始变得与人类一样用两条腿走路，并将原先人类对动物的剥削变本加厉地重新带回农场。与人类统治时期有所不同的是，新社会的剥削在宣传部门的粉饰下变得更具欺骗性，动物们在一遍又一遍的政治宣传中，不仅默默接受了重新被奴役的现实，还开始对新的剥削者感恩戴德[2]。这其实是另一个“屠龙勇士变成恶龙”的故事，即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成为另一个独裁者。历史往往会在这种专制与革命的拉锯中不断循环，人们将这种循环称为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律
奥威尔与托克维尔一起，被许多后来的知识分子亲切地称为“同时代人”[3]。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预见性与普适性，更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归于陈迹。人们总是感叹“历史的惊人相似”，但真正对历史及其“相似性”进行严肃思考的却少之又少。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近四千年历史中，专制与革命的循环反复上演，并且每次王朝更替都伴随着恐怖的屠杀与饥荒。单就这点而言，奥维尔和托克维尔这两位远在异乡的冷峻思考者，在历史的吊诡中，成了中国的“同时代人”。
关于如何走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曾与黄炎培有过一段讨论，前者将“民主”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4]。然而多年之后的我们重新回望历史，在轮番上演的一幕幕悲剧面前，毛泽东的回答显得过于轻描带写，且其日后实践也没能回应自己的回答。对此我们不经要问：专制与革命的历史周期律究竟缘何而起？走出历史周期律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世界各民族的共性是否足以支撑一项历史经验的移植与传播？
这一系列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对当下的现实世界有着厚重的现实意义。自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的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都经历了自己的民主化进程，这其中有的平和，有的激烈。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暴力革命似乎常常与专制独裁相伴而生。如克伦威尔之于英国革命、罗伯斯庇尔之于法国革命、斯大林之于俄国革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革命……可能的解释大抵如此：要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团结该派势力完成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具有超强执行力且充满人格魅力的领袖。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正是现代型暴力革命的一切矛盾的焦点，即革命的过程必须是专制的，而革命的结果应当是民主的[5]。因此，想要跳出专制与革命的历史周期率，理论上其实很简单——革命领袖处理好革命成功后的身份转换问题。
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是比理论要复杂得多。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无不伴随着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文化冲突。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与冲突中，个人的选择反而沦为次要。单就这点而言，一概将历史周期律的责任归于革命领袖的做法过于武断。人有利己的本性、权力有扩张的本性，指责这些本性于事无补，思考如何通过外物制约这些本性才是历史正道。
奥威尔精神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而言，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正视问题。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变革，从来都需要一群敢于直面问题的人，他们能够在歌舞升平中闻到危机的味道，在所有人都沉浸于宏大叙事之时回归个体价值。他们有时会被污名化，有时又会被奉为英雄。他们是奥威尔、托克维尔和托尔斯泰，是梁启超、陈天华和鲁迅。他们有着理性的精神和冷峻的良心。他们就是知识分子。相比于一腔热血的革命青年，社会的进步更需要知识分子。
我们中国上下近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充满了暴力、血腥和悲剧，这其中不乏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与迫害。要跳出专制与革命的历史周期律，我们不能轻描带写地说一句“民主”，也不能虚与委蛇地喊一声“自由”。我们要切实地正视问题的存在，并以最大的包容和善意来面对批评与指责。我们要使“奥威尔精神”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使人人都能通顺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唯有如此，才能使日益高升的维稳经费回归提升人民福祉的用途，让通往北京的火车变得不再拥挤。
[1] 段怀清. 一代人的冷峻良心: 奥威尔的思想遗产[J]. 社会科学论坛, 2006 (5): 29-41.
[2] 乔治, 奥威尔, 孙仲旭. 动物农场[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 (1): 103-103.
[3] 倪玉珍. 托克维尔理解民主的独特视角: 作为一种 “社会状况” 的民主[J]. 社会学研究, 2008, 3: 79-91.
[4] 杨津涛. 黄炎培与毛泽东畅谈 “历史周期率”[J]. 协商论坛, 2013 (11): 56-57.
[5] 汉娜, 阿伦特, 陈周旺. 论革命[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 (3): 171-171.